全球共善學思會　研討善治理 圓形組織的思想與實踐

善治理新思維
 
專家學者因此開始倡導「善治理」，乃是融合中國傳統的「善政」，以及西方「Good Governance」的概念，力圖在治理國家的過程中，讓公共利益最大化。藉由公私部門對公共事務的合作管理，建構起政府與市場、社會的一種和諧關係。這種以「善」為價值所創造出來的體系，達到社會公益與個人價值共同體現的雙重利益。
 
慈濟慈善基金會遂與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、臺大公共事務研究所、永續與協力治理中心共同主辦的「善治理：政府、民間與企業的共善與共責」研討會，首度在臺灣大學進行。3月17日上午，50多位來自各界的專家學者、企業與關心社會發展的人士，齊聚社會科學院四樓會議室，展開交流研討。活動除透過網路直播，並邀請遠在美國、香港的學者發表論述。
 
研討會由臺大政治學系暨公共事務研究所，兼永續與協力治理中心主任劉康慧教授主持。介紹與會嘉賓之後，首先由慈濟基金會副執行長何日生，分享「善治理：圓形組織的思想與實踐探究」。
 
從1990年代加入慈濟開始，何日生在2002年回到慈濟志業體服務，因此有機會親炙證嚴上人，且得以對慈濟深入研究。除前往海外進行學術交流外，近年來他也陸續發表多本著述，從2017年出版《利他到覺悟：證嚴上人利他思想研究》， 2020出版的《善經濟：經濟的利他思想與實踐》，到近期所完成的三十多萬字著述《善治理》也即將付梓出版。
 
從西元前三世紀，古希臘哲學家柏拉圖所撰寫《理想國》，闡述實現正義的理想國度；中國儒學陶淵明的《桃花源記》，描繪自由理想的生活境界；到十五世紀，英格蘭哲學及社會主義政治家湯瑪士‧摩爾的著作《烏托邦》，期待建立國家所有財產，均由全民共享制度，一個完全理性的社會。藉由解釋六種不同型式烏托邦形式，強調國家政府組織的理想運作圭臬。
 
由政治層面觀察，進入現代國家治理之前的城邦治理，到中世紀君主及貴族共治型態。然而為避免一人或多數人暴力統治，法國哲學家孟德斯鳩提出，將行政、立法、司法三權分立的方式，進而形成近代國家治理的雛型。然而隨著政社會經濟及自然情勢發展，政治組織已經難以應對，面臨如何轉型的抉擇。由於長期觀察慈濟運作模式，因此何日生提出圓型組織的概念。而圓形組織特別強調其價值理性，尊重人性平等，實踐效率為依歸。
 
圓型組織探究
 
慈濟本身就是一個以宗教與志工為主體的慈善組織。如同政治組織的形成，綜觀慈善組織的形式，十九世紀的德國社會學家馬克思‧韋伯，將社會組織分為法理型、傳統型與魅力型三種權威，即是所謂的法治制、家長制與聖格制。而佛教東傳以來，直到百丈禪師制定清規，將佛教儒家化後，適當分工後逐漸形成科層制、家長制與聖格制的融合。再觀察現代企業組織，仍兼具類似家長制度的形式，董事長或總經理主導著企業運作。因此組織的再超越，能否突破孟德斯鳩三權分立，與韋伯的三種權威類型，乃是組織變革追求的目標。
 
探討善治理之前，首先就要先確認如何界定善的意義。何日生強調，利益眾人以民為本才是善的本質，誠如佛教倡言「無緣大慈，同體大悲」慈悲等觀的精神，而組織運作難免產生單位間的對立，如何解決彼此的歧異，團體的合與和正是善的實踐。而君主制或家長制，本於愛德為原則，智慧乃是其核心之信念。至於民主制，本於律法為原則，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則是其核心。兩種制度的融合，成為圓形組織，就是以愛與平等的信念為宗旨。
 
善治理的前提就是基於信念、愛、原則的平等，每一個人都能各自發揮所長。圓形組織內，每一個人都是居於中心位置，每一個點都是起點。猶如慈濟志工，一旦發現災難事故，就立即進行連繫，展開社區關懷行動。花蓮靜思精舍則是法脈的源頭，也是慈濟人的心靈故鄉，每一個社區道場的靜思堂，從事社區關懷與教育，也是每一個人都能走進來的家。
 
而慈濟的圓型組織，不分年齡、貧富、性別，志工人人平等，都被賦予發揮良能與共責，核心理念就是「付出無所求，還要說感恩」感恩對方示現苦難，大家才有付出的機會。就以近期土耳其地震為例，數十場發放現場承擔的志工，除來自臺灣與少數當地的本土志工之外，大多數都是過去曾經受到關懷的敘利亞難民，受助者也能翻轉命運，成為幫助人的人。
 
融合家長制、聖格制與法制三者於一身，2006年底，上人正式宣言慈濟以利他行而立宗。三種體制的核心，都是基於愛的本質，而非權威的力量。2007年，上人更進一步倡導「立體琉璃同心圓」的信念。中心為靜思精舍師父所組成的法脈委員會，第二層是主責師父與四大志業主管組成的法脈宗門委員會，最外圈則是由各地分支會組成的全球合心大會。全球慈濟各地分會落地生根，平等執行各項志業，必要時由本會協助，組織內的每一個成員，都是站在第一線上執行任務的人。將近六十年演進，更期待將聖人轉化為聖座，從宗主轉化為宗座，慈濟志業永續於未來。

 

愛與善為宗旨
 
透過視訊連線，加州大學聖地牙哥分校社會學系榮譽教授Richard Madsen，繼續分享他對善治理圓型組織的看法。美國的民主發展歷程，從早期三權分立制度的建立，一直到近期的政治現象，可以看到因為時代變革，而政治體制出現不足以應對的缺憾。而在臺灣慈濟等宗教團體，藉由分層分工模式，建構出另類的組織運作，充分發揮其對社會的能量，這種以互助精神為依歸的模式，也可提供做為政治改革的參考。
 
宏碁集團創辦人，智榮基金會執行長施振榮先生，就以資訊科技發展為例，分享「王道與善治理」，新王道是指大小組織領導之道。過去透過電腦主機掌控運作，在網際網路時代，資訊匯流則是藉由互聯網的連結。一般人注重的是有形、直接與現在的顯性社會價值，從政治領導出發的王道，領導者除注重顯性價值之外，也在追求無形、間接與未來的隱性價值。社會價值由所有利益相關者共創，顯性與隱性等六個面向的利益，正是創造價值的重大誘因。
 
領導人依循善治理的價值觀，依人行為出發點，建構共創六面向的總價值，相對應出利益的平衡機制，實踐組織的治理模式。就以做環保資源回收為例，基本是愛護疼惜眾生，而非追求個人的利益。管理組織係適應社會需求而設置，由王道思維到王道文化，達到落實環境保護、社會責任與公司治理（ESG：Environment，Social，governance）的長遠目標。
 
專研憲法，現任理律法律事務所長、臺灣大學與東吳大學兼任教授李念祖先生，從憲政體制角度探討善治理的圓型組織。他認為慈濟乃是一個基於淑世理念的民間組織，以闡揚愛以及與人為善的精神為宗旨。無論是政府或是民間團體，組織運作基本上並無太大的差異。至於隨著時代演變，新型態的組織型態，能否同時適用在公私部門，則是仍待探討的課題。政府行善治理乃是憲法賦予公權力的基本要求，民間追求善治理則應受到憲法的保障，政府公權力不得任意干涉。
 
因此實踐善治理，首先要確認何謂「利他」，是由誰來判定。不能以利他取代利已，因為利己是本能，憲法保障基本人權就是保障「利己」，而利他則是一種道德選擇的美德。其次利他是法律賦予的權利，而不是限制的義務。其三利他是道德的實踐，不可自動轉換成律法的規範。其四追求公共善是一種理想，防制權利為惡則是現實的理想。憲法是一種實踐的程序，權力分立原形從抽象規範的水平分權而來，因此權力分立的功能較難由圓形組織所取代。
 
深化長遠目標
 
在前來與會的車陣中，遇到疾駛的救護車，國立政治大學政治學系副教授葉浩先生，腦海即時浮現慈濟志工的身影。內心思索著如何從自利到利他，如果社會當中每一個人，都是急奔現場投入包紮救護的前線工作者，若沒有醫院內的醫護人員，整個社會將是如何運作。因此組織要不斷試圖將不同概念融合，讓彼此能夠不致產生扞格，進而能夠增強互助的力量。
 
分享「如何不讓善意鋪成的路通往地獄」，他提出民主國家不能以威權時代的思維運作，遠古的宗教信仰多是基於對抗強權，想像出來的結果，第一代的領導人，通常以受壓迫者的姿態出現，由於依循第一代的意志，第二代的接班人，則會承襲另類強權，故應思考如何讓人治走向法治。因此承認價值的多元化，最好的方式就是讓人能夠自由選擇，真正的政治責任，則是做出決定並且承擔後果。
 
自詡從過往專注理性，轉而走入探究佛法感性世界的科技人，慈濟基金會執行長顏博文先生，分享「政府、民間與企業的共善與共責」。就拯救永續發展目標的達成、全球溫室氣體排放、處理新冠疫情的長尾效應、衝突與災難送出最多的人道援助、建立更具包容性制度以加強國際合作等，是全球共同關注的五大問題。根據世界經濟論壇，在年初所發表的《2023年全球風險報告書》所列的十大風險，他就其中歸納出能源危機、物價上漲、通貨膨脹與糧食供應短缺等攸關民眾生活的議題。
 
任何形式的組織架構皆是硬體，其重大根源則是組合的人員。近年慈濟分別與中央與地方政府簽署合作共善備忘錄。因為今日的危機，可能成為明日的災難，如同佛法闡述的今日種下的因，終將成為明日的果報，聯合國秘書長一再呼籲，全球團結與合作的重要性。慈濟即將邁向成立六十年，接續聯合國永續發展目標(SDGs)，同樣進而深化ESG的長遠目標。身為自願性的社會第三部門，慈濟更期待擴展成為一個跨越國家、宗教、領域與機構的國際組織。

 

社會創新實踐
 
最後進入綜合發表，哈佛大學甘迺迪學院訪問學者，印度金德爾全球法學院張文娟教授，也透過視訊方式分享「把東方智慧帶入西方制度」。從部族、城邦到國家，人類一直在探索組織架構的調整，甚至到二十一世紀，更須面對諸多問題。東方社會以愛為出發點的家長制，因而期待著賢能者的出現。西方社會以他律行為，將政治市場化的運作模式，正是東西方社會的差異。面對民主浪潮，東方社會尚未探索出自己的方向，雖然愛與平等的核心價值是既有的共識，但生活當中仍有太多的歧見無法建立共識。從慈濟角度適用的圓型組織，因為國家是具有公權力的組織，國家暴力的實施，較難以全盤性適用圓形組織。
 
對慈濟深入探究，香港理工大學助理教授李鎮邦，也以視訊連線方式，提出他長期觀察慈濟後的看法。因為慈濟從開始就是一個異質性的組織，志工各種屬性不同，因此慈濟既可以做環保，又能投入醫療。如何能在五十多年，至今呈現多元發展，這種圓形組織隨時可以落地生根開花成長。他就以自己曾經在美國與新加坡接觸的慈濟人為例，每一個人身上具有慈濟的DNA，因此在當地就能各自發展。慈濟本身就是一個不斷創新的組織，善經濟，善治理各種不同方案，提供社會創新的實踐。至於如何傳承的議題，從執行長制度的建立，在地創新化制度的建立，就是往長遠目標發展的體現。
 
劉康慧教授簡短總結，除感謝與慈濟共同舉辦研討會，並感謝與會貴賓特地撥冗蒞臨。何日生副執行長，再次感恩多位先進前輩不吝指教，針對對談專家學長的建議，最後提出結語。他強調東方社會不只講善，更是基於合和的善。利他是自發性的行為，利他的先決條件就是不能害己，因此利他也是實踐自我的利己行為，將利他理想放在圓形組織，期許不影響到政府的功能。善行不能只是長期位在第一線的救助行動，而是治理制度的建置。
 
（文：吳進輝 編輯：慈濟基金會文史處 潘俞臻 日期：2023/03/17）